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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纽约:联合广场上神曲”和走上街头的女人们

2022-12-13 19:17:54 2971

摘要:在经过地狱、炼狱和天堂后,古罗马的著名诗人维吉尔携手但丁,来到1932年纽约曼哈顿的联合广场上。他俩虽背对着我们,但从维吉尔头戴的桂冠和但丁红色斗篷上,以及睥睨一切,指点宇宙的姿态上,还是很容易认出来这两位在欧洲文明史中享有盛誉、趾高气扬的...

在经过地狱、炼狱和天堂后,古罗马的著名诗人维吉尔携手但丁,来到1932年纽约曼哈顿的联合广场上。

他俩虽背对着我们,但从维吉尔头戴的桂冠和但丁红色斗篷上,以及睥睨一切,指点宇宙的姿态上,还是很容易认出来这两位在欧洲文明史中享有盛誉、趾高气扬的文化名人。

视线的灭点被设定在华盛顿雕塑基座之下和人群的头顶之上,观众对这个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广场一览无遗。基座之上,画面中央是华盛顿策马前行塑像的侧面,那时的他已无法回答美国将要去何方,只是伸出右手,指着大海的方向。

《但丁和维吉尔在联合广场》局部 1932年

维吉尔与但丁,很可能是不小心按错了时光机器的按钮,来到了这个令资本主义最感难堪的时刻。

在华盛顿影英姿挺拔的塑像后,是一排排钢筋、水泥、玻璃构建的人类自以为是的现代建筑,像一排堆积一起的火柴盒。愚蠢的火柴盒前,是一队队更加愚蠢且可任由摆布的群众,像现在天朝的横店或其他地方为了领到盒饭群演。

他们刚从办公室的工位中、拥挤的地铁下、冷清的戏院中,鱼贯而出,然后,在维吉尔和但丁——这两位有着天文数字出场费的主角前边,突然集体止住了步伐——就像是电影《楚门的世界》中发生的情节。

《但丁和维吉尔在联合广场》(Dante and Virgil in Union Square 1932年),这幕戏的编、导、摄影均是伊莎贝尔·毕晓普女士。

伊莎贝尔·毕晓普(Isabel Bishop 1902——1988年)

(以下请横屏欣赏)

《但丁和维吉尔在联合广场》(Dante and Virgil in Union Square )

壹 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时期的联合广场

在画家爱德华·兰姆森·亨利(Edward Lamson Henry 1841——1919年)的眼中,1864年的纽约联合广场,沐浴在神圣、肃穆的爱国主义光辉中。

那时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即将赢得一场辉煌的胜利,而在南方,只有最穷的白人家中才没有奴隶。战争的胜利将让这个正处于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维持统一,并废除奴隶制,为美国资本主义加速发展清扫道路。

这幅《爱国示威游行》(A patriotic demonstration),正描绘了两个非洲裔的军团,他们穿着盛装在联合广场前宣誓,将为打破自己身上的枷锁而奔赴前线。

《爱国示威游行》(A patriotic demonstration 1864年)

在爱德华·兰姆森·亨利完成这幅《爱国示威游行》之前8年,这座广场上就塑立起首位总统乔治·华盛顿骑马的青铜塑像,这座塑像出自美国艺术家亨利·柯克·布朗(Henry Kirke Brown)之手,是纽约市的第一座公共雕塑,之后也成为联合广场的一个标签。

亨利在1864年选取的视角,并没有将华盛顿骑马的英姿呈现给观众,但那些花团锦簇的国旗和制服已经足够充分表明了“爱国”这个宏大的主题。亨利在作品中安排了一柱光线,让它从阴霾的云层缝隙中投射到广场中央的大楼的旗杆、外立面和之前的空地上,让这场爱国游行看上去似乎得到了上天的关注;

《爱国示威游行》局部

而在女性画家伊莎贝尔·毕晓普(Isabel Bishop 1902——1988年)的眼中,1932年的联合广场充满了现实矛盾和历史幻境。

她的作品《但丁和维吉尔在联合广场》(Dante and Virgil in Union Square 1932年),与美国前辈画家或者相比同一时期那些赋有号召力、力图换回人们对祖国保持信心的现代画家相比,其色彩、造型和构图都显得冷静。毕晓普似乎并不擅长用斑斓的的色彩、绚丽的光线来俘获观众,但她张弛有度,像一位缺乏足够作料的厨娘,但她可以用简单的几种色彩,就足以表现丰富、庞杂的画面。

1932年的纽约,正在经受着大萧条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以来的困顿,生活在联合广场附近的毕晓普一直致力于描绘周边社区、广场和街道上的普通纽约市民。面对经济不振的艰难时刻,她想起了维吉尔和但丁。

维吉尔和但丁的题材,在西方绘画史上并不罕见,比如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曾在1822年就创作过《在地狱中的但丁和维吉尔》(又名《但丁之舟》189x242cm 布面油画 1822)。

《在地狱中的但丁和维吉尔》1822年

毕晓普从小就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她的父亲是一位希腊和拉丁语学者。而她的母亲,则将意大利文的《神曲》翻译给她听,让她知晓了但丁在维吉尔引领下穿越天堂、地狱和炼狱的故事,这个看似简单并且没有直接描绘人间的故事,却暗含着人类对人世生活的思考与反省。

于是她从欧洲请来了这两位诗人,让他们站在联合广场前,希望他们的睿智和思考,可以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症结找到一些答案,或者至少可以安慰性地告诉人们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价值。她没有像德拉克洛瓦那样,忠实《神曲》原本内容来完成这幅画,而是将这两位人物从他们的时空中抽离出来,放置在1932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让他们面对在现代城市高峰期时经过广场的芸芸众生。

爱德华·兰姆森·亨利先生与伊莎贝尔·毕晓普女士相隔了三代人,他们都长期在纽约生活和工作,也同样都因为自己的艺术成就被选为国家设计学院成员(1869年,亨利被选入纽约国家设计学院。1940年,毕晓普被选为国家设计学院的准成员,并于1941年成为正式会员。有关美国国家设计学院的介绍,可参见文章:《电报发明者、国家设计学院创始人,画家莫尔斯的双面人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纽约联合广场是一个标志性的国家符号(在1997年,联合广场被命名为国家历史地标)。

这个广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便利的交通条件(Union Square),百老汇大街与第四大道在这里交汇。至今这个广场也占尽地利优势,从这出发无论是到拉瓜迪亚机场、肯尼迪机场、时代广场还是华尔街都很方便。

联合广场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亦是政治示威活动的起点或终点。1861年4月,在萨姆特堡陷落后不久,这里就举行了一场大约25万人的爱国集会,被认为是当时北美规模最大的一次公众集会;1916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也正是在这里,向一群过度劳累的服装工人发表了“免费面包”演讲;在大萧条时期,这里被许多城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视为聚集地,1934年,这里发生了S.Klein和Ohrbach百货公司的罢工。

如今的纽约联合广场

1870年的联合广场

这个广场自诞生以来,也一直被不同年代的美国画家们所描绘着。

爱德华·兰姆森·亨利与伊莎贝尔·毕晓普,正是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也分别代表了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美国艺术的一些脉络。

自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脱胎于欧洲母体的美国文化滞后于政治和经济的独立。19世纪上半叶,作为美国本土的第一个画派——哈德逊河画派的画家们,开始寻求与欧洲大陆的母体断乳,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立;与哈德逊河画派同时出现的文化机构——美国国家设计学院的成立,则标志着美国艺术家们开始主动寻求摆脱欧洲的影响,逐步显露出自己的民族个性。

如果说在爱德华·兰姆森·亨利的时期,美国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视觉艺术开始逐步摆脱欧洲的影响,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镀金时代体现出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那么在此之后的进步时期以及“咆哮的20年代”,美国进入了文化自信阶段。

亨利:The First Railroad Train on the Mohawk and Huds

而到了毕晓普这一代画家,伴随着欧洲现代思潮的传入,美国艺术家们开始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消费文化、和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行批判和反省,从而开始了文化自省阶段。尤其是在大萧条期间,这种文化自省和批判,为日后形成真正影响全球的美国现代艺术奠定了根基。

从流派上划分,2、30年代美国政治生活中盛行孤立主义,美国文学艺术界开始关注本民族文化传统,开始思考艺术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作品的社会作用。在罗斯福新政前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风格是写实主义的美国情景绘画(American Scene Painting),毕晓普的绘画就可归入这一类。美国情景绘画画家以艺术观点和政治态度的不同,又可分为乡土主义(Regionalism)和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乡土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托马斯·哈特·本顿、格兰特·伍德、约翰·斯图亚特·柯里等人(可参见文章《托马斯·本顿的咆哮年代:爵士乐中的美国城市、工厂和农村》)。

贰 走上街头的女人们

如果说,毕晓普将但丁和维吉尔请到联合广场的灵感,受到她那位希腊和拉丁文语学者父亲的启发。那么,她那些对“走上街头妇女”的描绘,则可能受到她母亲的影响,或者说她至少从母亲的经历中获取过一些灵感以及观察社会的另一个维度。毕晓普的母亲是一位有抱负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家。

早在内战结束重建美国的那段时间,就有人提出应该给妇女以选举权。但这个权利直到1920年才到来,这一年美国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正式赋予女性选举权。也就是说,美国的妇女们,比黑人男子晚了半个世纪才争取到选举权。从这以后,越来越多女性走上街头,成为职业女性。

有关美国女权主义这个宏观的话题,我们可以首先从1913年这幅老照片做下对比,然后寻找出一些微观的感受。

摄影:1913年联合广场的罢工游行

这是1913年纽约联合广场上发生的一次罢工游行活动,在这场公共活动中,几乎全是戴着帽子的男性。然后,我们再次回到1932年,毕晓普的画作《但丁和维吉尔在联合广场》中,如果你仔细端详一下画面最前排的人物,或者仔细数一数在整幅画面中较为清晰的人物,你可以做一个统计,其结果就是:在1932年毕晓普的画面中,广场上的女性数量大大多于男性。

而在下面这幅场景中,除了画面中央背对我们的男士,以及左侧的小孩外,其他所有人,全部是女性。作为一位女性画家,毕晓普笔下的公共场合中,女性出现的数量远远高于男性。毕晓普用她的绘画语言告诉我们,在她的时代中职业妇女成为美国进步的主要参与者。

毕晓普笔下30年代的纽约女性

毕晓普作品

在毕晓普的时代,美国的职业女性与男性一样遭遇到了大萧条的困顿。有数据称,在30年代初,大约有一千万美国妇女在公司里工作,仅在一年之内其中两百万女性便失去了工作。

她这幅1935年完成《两位女孩》(Two Girls 1935年),描绘了那个艰难岁月中的女性尊严。她没有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粉饰这个时代,也没有将女性作为男性世界的附属物,而是要细致而准确地刻画出她们的人格。这两位模特是毕晓普经常吃早餐一家餐厅的服务生,她们名叫Rose Riggins、Anna Abbott,毕晓普用了很长时间完成了这幅蛋彩画,她用并不厚重的色彩,在画布上塑造了两位生动而坚实的年轻面容,这两位女孩似乎正对着一份账单而讨论,显得如此平静和温暖。

Two Girls 1935年

除了上述这些群像外,毕晓普更擅长表现现代纽约社会女性们的个性及与她们社会的微妙关系。比如这幅《邂逅》(Encounter 1940年) 中,画面中间穿着红色外套的女士,正从容不迫地与偶遇的男士交谈,她似乎占据了这场谈话的主动,她的姿态透露出直率和自信,这体现了毕晓普对社会的观察:女性角色的社会地位正在发生转变,她们早已不再是男性社会的附属物了。

Encounter 1940年

Young Woman 1937年

Tidying Up, 1941年

而在更早前完成的这幅《年轻女士》(Young Woman 1937年)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位职业女士的形象,她身着白色上装,红色套裙,左手拿着一个手提包和一件蓝色夹克。她的眼光显得自信和淡定。

在这幅《补妆》(Tidying Up, 1941年)中,则更给了我们一个职业女性的特写。这位妇女也许是办公室秘书或者商场售货员,她正在工作的间隙,用口袋中的镜子检查她的牙齿是否有口红污渍。

若是将这幅画放大,大到足以看清楚画面的笔触时,就会明白在毕晓普女士稳固、沉稳、内敛的构图中,蕴藏中无限的激情,以及她对这些职业女性们的欣赏与喜爱,因为她的笔触就像是一位泼辣的油漆匠一样,在画布上挥洒着自信和开心。

《补妆》细部 1941年

此时,年近四十岁的毕晓普似乎找到了,用画笔和颜料与维吉尔、但丁们的对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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